上海泾南中学搬到哪里？
1956年，为迎接上海市工农业余时间里，在沪东工人文化宫举办了一期木刻训练班，培养一批青年文艺骨干，我父亲参加了这个训练班并结识了鲁迅的夫人——许广平，通过她结识了丁聪、张乐平的子女等一众文艺界人士。后来这些学员被分配到各个区成立群众艺术馆，我爸分配到杨浦区，不久又被派往南京西路附近的静安寺街道去建立“静安区群众艺术馆”（馆址设在铜仁路原中国旅行社），负责文教工作的吴叔贤担任馆长，我爸是副馆长，同时还兼任《静安区报》编辑职务。 后来随着“文革”爆发和上海各大专院校造反派的介入，文化艺术界受到空前打击。当时我家住在北京东路某弄堂里。隔壁住着上海戏剧学院造反派头子，他为了整老校长兼党委书记孙敬文，便将他的办公室锁了起来，并且贴上封条。可巧不巧的是，我家与上戏仅一墙之隔，而我又正好在这时候发烧生病，于是就被困在了家里。因为父亲在“牛棚”里，所以我和妈妈就天天去找吴叔谦馆长求助。
每次走到铜仁路边上的安福路口，就要经过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，此时总能看到两边各有一个宣传队正在表演歌舞“红色娘子军”及“沙家浜”里的选段，整个大街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。而我们一行三人却只能默默走过，因旁边就是“牛棚”，父亲的苦闷和无奈只有我们最亲近的人才能体会。 这样艰难的日子里，我竟然意外地获得了上学的机会——被安排到上海师范学院（现华东师范大学）附属二中读书。这是一所完全属于知识青年的学校，这里没有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！我在这样的环境里如鱼得水，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。
只可惜好景不长。1970年初，我被发配到江西抚州参加农垦建设。临行前夜，我到静安区延安中路374号找吴叔谦馆长道别。这时他拿出一张纸交给我说：“姑娘，这是你父亲写的。他说他相信你一定可以考上大学，所以他为你保留了学籍；他还说你如果将来大学毕业回来，他还在那里等你！”说完这席话，我的泪如泉涌…… 若干年后，我回到了上海，找到了父亲。那时他是静安寺光复中路一家理发店的一名理发师。说起这段往事，他流着泪说：“我的女儿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她的理想，她考上大学了！”然后他轻轻唱起了“红色的祖国，温暖的家乡……”